想像一下，您为一个苛刻的老板做销售。老板定的目标很有挑战性，但是也提供了丰厚的报酬。比如，如果这个月您卖出去1 000套百科全书的话，公司就会让您休一个奢侈的假期。
为了品尝一下那种美好生活的滋味，您就一心一意地朝着那个目标前进了。第二个星期，您说服一所大学为每个学生都购买一套百科全书，这样您就达到了限额了。美好的城市，我来也！
您穿着夏威夷衬衫，拿着高尔夫球棒，冲进老板的办公室。她却说：哇，太好了！但是没有什么休假。明天我们会朝1 100套的目标前进。如果您能完成这个更高的定额，我们会给你一套豪华公寓。”
这样的激励机制不仅仅不合法，而且也不会促进销售。上当受骗后，只有傻瓜才会为新的定额卖命。对出尔反尔的人，我们很精明。但不幸的是，涉及到我们自己内部的许诺时，我们就不这么聪明了。
在《花生》 ）中，查理 布朗一次次地受到露西的愚弄。她把一个足球放在地上，鼓励查理使出浑身的劲儿踢球。他提醒露西说，前几次她都把球移到一边去，骗了他。露西说这一次保准不会骗他。于是查理飞快地跑起来，铆足了劲一脚踢下去。可是露西在最后一刻又把球弄到一边去了，查理重重地踢在了地上。
在现实生活中，查理很快就能明白这种欺骗性，就像我们的百科全书销售员一样。但事实是，这种游戏一次又一次地玩下去了，这就提醒我们人性中深藏着某种东西。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，我们就像查理 布朗那样，一次次朝移动的目标奔跑。我们经常想：要是我能度过这个星期，一切都会从此好起来。”或者，一旦我还清了信用卡上的欠账，我就再也不会这样了。”
潜伏在我们希望里头的是想让我们不停地努力工作的基因。我们跑得最起劲的时候，是它们最兴旺的时候。一旦我们接近它们所许诺的福乐之境时，情感的小球就又跑到前面去了。这样，我们被时时刻刻推着尽全力做事。
这种生物上的动机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从灾难中恢复过来。基因让我们害怕某些情境，并且利用痛苦教我们避免重复有害的行为，以此帮我们避开意外之灾。但是，悲剧发生后，其严厉又会变成同情。不管灾难是多么有破坏性，也不管我们的行为有多愚蠢，基因总是会原谅我们。
这样，本能系统就成了我们最严厉也最温和的老板。它们不停地驱使我们做更多的事，不管昨天我们取得了什么成绩，只要求今天要尽全力。
我们的感情就是这样设计的，不像它们显得那么持久。例如，据报道，妇女记不清生下一个孩子时的痛苦。这种便利的健忘症具有的进化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我们所有在家里不生孩子的人都应该对此心存感激。
出于同样的原因，我们也认不清我们目标变化的本质。基因老板让我们忘记它们上一周的承诺。现在既然玩起了这样一个游戏，我们该怎样因势利导呢？
开始我们可以试着对目标不再那么严肃。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不要希望这些东西会让我们更幸福。购物的时候，我们是花钱才买到更快的计算机或更大的房子的。而且我们的快乐会消退，退得比我们估计的要快，但是账单还在。我们要知道，在新的计算机不再显得那么快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还得为它付出。
不幸中的万幸是，痛苦消失得比我们想像的更快，也不会造成更深的伤害。我们过高估计了当不幸发生时我们的痛苦程度。每个运动迷都知道失败的痛苦会消退，而对下一场比赛和下个赛季的激动盼望还会产生。更严肃的例子是，等待HIV化验结果的病人会想像一旦确认他们被感染后，他们会痛不欲生，但后来也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痛苦。
由于恢复得比我们预期的要快，我们应该更多地利用这种机会。很多吓人的选择其弊端是有限的（经常只是让人蒙羞而已）。社会性的失败，如约人外出，或者尝试一个新发型，在感情上可能会起决定性作用。同样，如果我们害怕在职责、威望和薪水方面暂时地降级，我们就不会找到梦寐以求的职业。而知道痛苦会比我们预料的消失得更快，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勇敢。
在生活中出现巨大转变之后，我们应该避免迅速做出重大决定。监狱里的自杀行为有一半都发生在入狱的第一天。当我们陷入不安，或者欣喜若狂的时候，都很难相信这些强烈的情感会消散。
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行动，并且采取具体的步骤预防做出冲动的决策。出了车祸以后，我们不应该自杀；赚了百万美元之后，不要马上就花光。等上半年再说。如果我们获得意外之财，应该赶快把它存进储蓄账户，并且使之在6个月之内不能被取出来。
我们还可以用这些知识来预测别人的行为。伊丽莎白 泰勒第一次和理查德 伯顿离婚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感到惊讶？而他们第二次离婚的时候呢？预测一个人未来行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观察他们的过去。在泰勒的8任丈夫中，伯顿是第5和第6任。他应该能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会和前几次一样终结。
人们改变得比他们认为的要慢得多。说到快乐时，最常见的是，快乐的孩子会长成快乐的青少年，然后会快乐地走向成年。要确保未来我们身边都是快乐的人们，现在就要和快乐的人交朋友。
最后，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改变。我们生来就感觉明天会和今天不同，除非我们采取改变的步骤，那样我们今天的状况才会是未来的一个缩影，且比我们想像的还要清晰。我们应该活着就像只有今天一样。
永远不嫌多
有额外之财从天而降的时候，我们会狂喜不已。但是金钱并不能给人们带来长期幸福。这似乎不可能。为什么多出的每一美元都会让我们高兴，而数千美元却没有什么长期的作用呢？这就好像蹬踏车一样，我们稳步向前，但是“地面”在后退，所以即便付出了相当的努力，我们也没能前进一步。
通过问“多少才够”，我们可以窥见此踏车起源之一斑。如果它来自我们的基因，答案就是“越多越好”。进化是一场竞技性游戏，并不是取得某个固定的分数就算赢，胜过对方才算赢。我们的祖先是孩子最多的人，而不是孩子“足够”的人。
想像有这么两种人：“理性的”人和“贪婪的”人。理性的人在积聚了一些财富以后就心满意足了，剩下的时间就是弹弹竖琴，逗逗孩子。
贪婪的人却没有这种满足感。只要收益超过代价，他们就会工作，而且尽可能地聚敛财富。对他们来说没有终点线，也没有绝对的目标。他们寻求相对的胜利，他们的欲望也很简单：比任何人得到的都更多。不要和势均力敌的人并驾齐驱，而要把他们埋葬掉。
当难以避免的厄运以饥饿、干旱或疾病的形式到来时，什么人更可能生存下来？谁是我们的祖先？我们是谁？只要有过剩的资源来增加生存的机会，具有物质主义动机和行为的人就会占支配地位。我们之所以骑着快乐踏车，是因为我们是那些贪婪的人的重重重孙。
当然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：富人真的生更多孩子吗？看，盖茨夫妇是世界上最富的一对，他们只有两个孩子，而在他们所代表的世界里，穷人的孩子更多。但是，在理解资源和生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根据生活在现代工业化国家的人们来看二者之间“当前”的关系，这是存在问题的。
就像其他行为一样，贪婪基因的进化依赖于古代的环境，而不是2000年的孟买、柏林或纽约的情况。换言之，更有意义的问题是：在过去进化的时期，“富”人的孩子比“穷”人的孩子更多吗？从历史上看，孩子和财富总是携手同行的吗？
我们没有什么时间机器，不能肯定这一点。不过可以观察世界各地那些生活条件和我们祖先类似的人们的情况。在许多文化中，财富确实转变成了孩子。例如，对非洲国家冈比亚的一项研究发现，有剩余资源的妇女孩子更多。这些妇女和许多人一样处于饥饿状态。多余的食物可以让她们喂养孩子，而且还有充分的能量来受孕。
观察那些和我们祖先相像的、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现代人，可以为贪婪生物学的根源找到更多的支持。在这些以搜寻食物为生的社会里，人们长期感到饥饿，他们的缺乏是真实的。能获取更多的财富，尤其是食物更多的人们生的孩子更多。所以他们想获得更多财富的欲望具有明显的戏剧性的进化后果。
对生活在艰难时世的祖先来说，贪婪偿还给基因的是生存和生孩子。从他们那里我们继承了这种贪婪，在现代的表现就是聚敛金钱和对财富的欲望。所以即使在工业化世界中财富可能不会和孩子的多少有关，但我们的本能却来自这样一个时代：当时对物质财富的关心至关重要。
当然，控制这些欲望是可能的。例如，印度领导人圣雄甘地活着靠的就是那么一点东西，包括衣服、一块小表、一副眼镜和一根手杖。我们中很少有人这么坚强，所以我们坐拥数千财富，骑在幸福踏车上。
【本文节选自《欲望之源》，作者：特里·伯纳姆，有删减；如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】